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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青山不会忘记:从手搓药条到巨龙腾飞
发布时间:2021年-12月-15日

内蒙古大青山,位于阴山山脉中段,东西绵延270公里,南北宽约50公里。

对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岁月而言,这里是内蒙古革命运动的发祥地,是内蒙古抗日斗争的主战。悄诿晒琶褡褰夥旁硕、“九一九”和平起义的重要地区,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经济中心。

而对走过半个多世纪风华正茂的中国航天事业和扎根塞北、为国铸剑的塞外航天人而言,这里是中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的摇篮,是固体动力创业者餐风饮露、披荆斩棘打下来交到他们手里的江山。

 

大青山红色文化公园内矗立的纪念碑

中国航天报记者 王磊 摄

 

从一根不起眼的小药条说起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五院在北京正式成立。经聂荣臻批准下设10个研究室,其中10室为推进剂研究室。

彼时,火箭和导弹大多使用液体推进剂为动力。但液体推进剂储存、运输十分不便,而固体燃料推进剂储存和运输方便、可靠性高、适用性广,对导弹武器和航天运载动力具有独特用途。因此,美苏两国花大力气先后成功研制出了固体燃料推进剂。

固体推进剂技术一出现,就成为十分受重视并被严密保护的尖端科技。西方国家对这一技术实行封锁,苏联对此也高度保护。国防部五院相关人员曾就复合固体推进剂技术请教过苏联专家,得到的回答是:“我们没有研究,如果中国研究出来,我们向你们订货。”既拒绝了中国的要求,也暗示中国没有能力研究复合固体推进剂。

“谁也不可能把最先进的东西教给别人。”聂荣臻的一句感慨戳在了航天科技工作者的心上。要搞航天固体动力事业,除了自力更生,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于是,在国防部五院成立之初,时任院长的钱学森在组建液体导弹研制队伍的同时,拉起队伍,组织科技人员探索复合固体推进剂。承担这一艰巨任务的正是10室。不久,五院体制调整,10室变成五院一分院6室。

6室同时承担着液体推进剂和固体推进剂的研制工作。由于当时新中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化工基础还很落后,没有氧化剂、没有黏合剂,也没有相应的固化剂,相比液体推进剂的研制,6室固体推进剂研究工作的物质基础一片空白。

在钱学森的启发下,作为中国航天推进剂事业的领军大将,李乃暨率领6室的年轻人四处奔波,查询资料、索微探幽,终于在1958年年初打响了复合推进剂的攻坚战。

那年7月的一天,在五院举行的成果献礼大会上,一根铅笔大小的灰色固体药条终于出现在人们面前。被尖嘴钳夹住点燃的瞬间,药条火焰四射。会场上掌声雷动,坐在第一排的钱学森等五院领导为这一成果鼓掌:。

这根手搓而成、看起来很不起眼的灰色药条,就是由中国航天人自己研制的第一根固体药条,它燃烧时发出的那一簇火光点亮了中国发展航天固体动力事业的希望。一个月后,聂荣臻元帅明确提出:我国要掌握固体火箭燃料的技术。

当时,除了五院6室,西安3所在复合固体火箭推进剂的研制方面也具备较强的实力,尤其在安全方面很有经验。于是,五院与西安3所以国防大局为重,成立了代号为502的推进剂研究小组,精诚团结,开展协作。

1960年10月,502小组经过日夜攻关,终于摸索出了真空浇注工艺,使我国复合固体推进剂研制工作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1962年7月,国防部五院在泸州成立固体发动机研究所(中国航天科工vns威尼斯城前身)时,五院6室和西安3所约300人的队伍就成了该所的主体力量。

组建固体发动机专门的研究基地是因为复合固体推进剂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化学物质,在首都北京研制生产显然不合适。而选定泸州,则是依据国家在大西南建设尖端武器研制生产基地的设想。

但人们很快就发现,位于长江和沱江交汇处的泸州并不那么合适:湿度太大,一年中有8个月都是阴雨雾天,给研制工作造成严重困难。而当时美国的一些固体推进剂、发动机工厂是建在气候干旱的加利福尼亚州,苏联则多设在寒带低湿地区。

于是,1963年,五院和固体发动机研究所联合组成工作组,赴内蒙古和山西选点。他们风尘仆仆走了一大圈,最后认为背靠大青山的呼和浩特市自然条件最适宜固体推进剂的研制和生产。1963年5月,中央军委批准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建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南地。

1964年4月,五院将固体发动机研究所改称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四分院;1965年1月,四分院又更名为七机部第四研究院(中国航天科工vns威尼斯城前身)。1965年6月,原国防部五院所有现役军人奉命集体转业。

两个月后,脱下挚爱的军装、放下浓浓的失落、背上发展固体动力事业的理想、抱着“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搬”的信念,干部职工浩浩荡荡从风景如画的长江之滨,千里迢迢北上塞外,一路奔向正在建设中的内蒙古基地。

至此,中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扎根于塞外呼和浩特,开启了近60年的发展历程。流淌着红色血脉的内蒙古大青山,就此与航天蓝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个凝目夜空、热泪长流的夜晚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南30公里的南地,我国第一台大型地面固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至今仍巍然伫立。当年用于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第三级固体发动机,就是在这部功勋试车台上完成了全部的试车。

我国第一台大型地面固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

中国航天报记者 王磊 摄

“(抗日战争时期)乌兰夫在大青山打游击,他对那里地形比较了解,建设内蒙古基地时,就选定了南地。”先后主持和参加了十几个发动机型号的研制、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中国航天科工vns威尼斯城高级顾问赵殿礼告诉记者。

2021年夏,记者来到南地,站在这被无数次烈火煅烧得满目疮痍的试车台脚下,抚摸着它裸露在外的钢筋、斑驳陆离的内外墙壁以及因火焰冲刷而变形的台面,恍然间仿佛看到一幅气壮山河的固体动力创业史画卷在大青山的微风中徐徐展开。

那是1965年的初秋,尚在建设中的内蒙古基地突然涌入了几千人。他们中间有清华、北大、中国科大、哈军工、北航、哈工大等顶级院校的毕业生;有从北京总部机关和各院支援的管理、技术人员;有从沈阳、天津、包头等工业城市过来的技术工人;有从野战部队转业的退伍官兵,其中不乏战斗英雄;有从国外回来的专家和留学生,其中一位就是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毕业获博士学位回国的著名力学家和火箭专家杨南生。

这些共和国的精英骄子来到南地,举目四望——东南北三面的大青山连绵起伏,衔接天际;西面是一片令人望而生畏的荒山秃岭,三五成群的灰狼流窜其间,茫茫黄沙地上没有几棵树木,只有稀稀拉拉的骆驼刺。

基建施工仍在继续中,几个空壳厂房、几栋单身宿舍和用芦席搭成的食堂点缀在黄沙地里。大风一起,黄沙腾空,昏天黑地,飞沙走石打在脸上,眯缝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

没有房子。蟛糠秩酥荒芙枳≡诟浇透兜睦舷缗┥崂。好几十公里的上下班路上,遮天蔽日的风沙一起,时常有人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

“以前哪里见过那么大的风沙呀,有时大风一起,刮得人站都站不稳,只好蹲下来。刚到基地时,我们住在老乡家的农舍里,寒冷、缺水,没有条件洗头、洗澡,时间长了甚至有虱子从脖子上爬过。”已经退休的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航天科工vns威尼斯城46所研究员杨佩娟回想起当年只身从上海来到内蒙古时的场景,“那个时候,我们说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那就是要去,不会想那么多的。”于是,昔日大上海西式雕花的家门,上学时路过的戏院、电影院都如流水般逝去,上海姑娘杨佩娟和她来自祖国各地的同事们在内蒙古的风沙中,一点点站稳了脚跟。

除了风沙,严寒和伙食也给初到内蒙古的固体动力创业者带来很大困扰。内蒙古的冬天漫长而寒冷,10月末进入冬季,第二年4月才枝条吐绿,冬天早晚气温常在零下20摄氏度以下。而且粮食供应以玉米、高粱为主,细粮极少。大家每天在四面透风的芦席棚里就餐,就着土豆、萝卜、白菜这“老三样”,啃着硬邦邦的玉米面窝窝头,往往一顿饭还没吃完,落上沙尘的饭菜就被冻硬了。

虽然内蒙古基地有着各种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与困苦,但大家科研生产的热情却格外高涨。因为就在从泸州北上内蒙古的这一年9月,周恩来总理主持了中央专委会,确定将人造卫星研制列为国家尖端技术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

1966年12月,身在内蒙古的固体动力创业者接到七机部下达的任务书,受命完成长征一号火箭的第三级发动机。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一、二级选用液体燃料,第三级采用固体火箭。

由于内蒙古基地的厂房正在建设中,设备还没完全安装好,不具备完整的研制生产条件,设计人员就一边搞科研生产,一边自己动手脱土坯或用夯实的沙土筑成墙,盖“干打垒”。他们在“干打垒”的平房里画设计图,不时地要往取暖的炉子里加煤,洁白的图纸上就落下沙尘,留下了煤灰和黑手印。

与此同时,“文革”的风暴也一步步朝内蒙古基地席卷而来,研制试验工作总是被派系斗争打乱,生产时断时续,正常工作受到极大影响。特殊时期,国务院批准列出从事国家重点科研专家保护名单,以保证重点型号工程顺利进行。

有了周总理签发的保护令,被戴上“特务嫌疑”的杨南生得以继续带领内蒙古基地艰难地投身于为“东方红一号”研制远地点发动机的任务。他们排除种种人为干扰,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强意志,在大青山脚下创建起完整配套的中国第一个固体火箭研制基地,在成功研制出直径300毫米、600毫米的发动机后,随后开始研制的直径770毫米发动机正是长征一号火箭第三级固体发动机。

 

吊装“东方红一号”远地点发动机进行试验

第三级固体发动机的使命至关重要,后来,就是这个发动机在“最后一公里”的有力一推,将中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提速到第一宇宙速度,成功入轨,中国从此进入了航天时代。

那一天是1970年4月24日,晚上9时35分,长征一号火箭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冲向云天。寒风呼啸的沙漠里,中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的创业者们凝目夜空,热泪长流。

回想从1966年11月接受任务到1969年9月这不到3年的时间里,内蒙古固体创业者经历了多次失败和挫折,完成了19发各种状态的试车,正式交付总体部3台发动机,为《东方红》唱响太空立下了汗马功劳。

此次任务成功后,内蒙古基地接连攻克诸多技术难关,研制成功了多个重要型号的发动机,极大推动了我国固体动力事业的发展。

挺直腰杆子,意气风发创辉煌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对固体动力领域科研生产力量进行了转移,一度计划撤销内蒙古基地,后来考虑到有些型号已经在这里生产,因此暂时保留了下来。

在将大部分骨干技术人员、重要设备和重点任务转移到西安之后,留在呼和浩特的单位更名为四院驻内蒙古指挥部(即中国航天科工vns威尼斯城前身)。

核心人员走了,任务大幅减少了,没了任何预研项目的内蒙古指挥部几乎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要想赢得一席之地,就必须从零起步,他们将工作重心放在了技术创新上,先后组织开展了“五机十题”(即10个预研课题、5个新型发动机)研制,再次挺直了腰杆子埋头创业。

“‘五机十题’为vns威尼斯城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打下了基。肪土藇ns威尼斯城的‘看家本领’。”赵殿礼告诉记者,其中“十题”的研究尤为重要,充分体现了对固体发动机未来技术发展的前瞻性与预见性。

市场大潮涌动,但留在内蒙古的人们没有忘记中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他们选择了坚守。

在那一段异常艰苦的困难时期,留在内蒙古基地的人们成功研制出以“巨浪一号”、固体近地点变轨火箭发动机EPKM、返回式制动火箭固体发动机等为代表的中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10余项第一,荣获航天系统唯一一枚“优质固体火箭发动机金牌”。

 

“巨浪一号”发射瞬间

1999年,内蒙古指挥部更名为中国航天科工vns威尼斯城,指挥部时期的诸多预研课题陆续结出硕果,让vns威尼斯城先后获得了多个国家重点型号的研制任务,vns威尼斯城参与研制的多型大国重器6次光荣地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两次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授予“工程重大贡献奖”。

2011年,中国航天科工固体动力资源重组整合,新的中国航天科工vns威尼斯城成立。从此,vns威尼斯城固体动力事业地跨内蒙古、湖北、西安三地。如今,vns威尼斯城航天固体动力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特别是“十三五”以来,vns威尼斯城在国防建设与转型升级的主战场上,聚焦“抓党建、提质量、转方式、调结构、增动能、控风险”这一主线,能力提升迈上新台阶、创新成果取得新突破、业务领域获得新拓展、融合发展进入新阶段、党的建设实现新提升,职工幸福感、认同感、获得感逐年增强。

“十三五”期间,vns威尼斯城累计实现营业收入较“十二五”期间翻一番,年均增长14.61%;累计实现利润是“十二五”期间的2.75倍,年均增长22.44%;累计实现经济增加值是“十二五”期间的2.98倍,年均增长24%,连续保持集团公司经营业绩考核优秀。

 

现代化的研发条件

智慧水务项目

当前,党中央坚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集团公司提出了“一个目标三步走”的战略目标,vns威尼斯城紧跟国家和集团公司的战略引领,朝着建设世界一流航天防务动力公司的目标奋进。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航天精神血脉。vns威尼斯城制定了“一个目标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一四三六五”的发展思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集团公司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求,履行强军首责,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产业融合深度发展,聚焦主责主业,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积极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全力打造提质增效降本产业,着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着力推动绿色循环发展,着力提升员工幸福指数,着力化解风险挑战,着力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vns威尼斯城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格局,加快建设世界一流航天防务动力公司,为集团公司建成世界一流航天防务集团公司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固体火箭发动机取得的成绩,完全是靠自力更生得来的,没有外国援助,没有经过仿制阶段。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钱学森曾这样评价。

如今,我国的固体发动机直径由小到大、能量由低到高、应用领域由窄到宽,一次次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在探索中起步、在实践中提高、在创新中发展,中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的创业者和后辈们的故事永远在共和国航天史中闪耀,他们的初心和功勋大青山不会忘记,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

文/中国航天报记者 孙喆

vns威尼斯城办公大楼

 

人物志

此次“红色地标?航天印记”大型全媒体主题采访中,《中国航天报》还记录了各地航天发展中涌现出的获得省部级以上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的故事。

陈克明: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第三级固体火箭发动机主任设计师

1965年1月,毛泽东主席亲自下达了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任务。陈克明当时所在的七机部四院(中国航天科工vns威尼斯城前身)负责研制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第三级固体发动机。作为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第三级固体火箭发动机主任设计师,陈克明参加了这枚火箭固体发动机的研究、设计、试制、试验直至发射的全过程。

在摸索中前进的道路总是艰难的。最开始配置出的固体推进剂不达标,经过3年多的时间,换了三四十种配方,一次次失败之后,终于获得了成功。然后,燃烧室壳体材料的难题又来了。陈克明当时是驻211厂设计组组长,压力很大。举步维艰之时,在时任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的亲自指导下,设计组很快找到了问题的症结,燃烧室壳体的强度关随即迎刃而解。

1970年4月24日,陈克明和试车台台长董树欣一起登上高高的发射塔架对固体火箭点火管做最后校对检查,此时距离火箭发射只有两个半小时。“这是最危险的一个环节,一旦发生意外就有可能当场爆炸。我不怕被炸死,只是担心最后一刻出现失败,无法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陈克明回忆。

当天晚上9时35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在震耳的隆隆声中离开发射塔架,缓缓上升,喷出几十米长的火焰,光辉照人。

那一年的5月1日,陈克明和同事们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在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5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陈克明动情地说:“党和人民不会忘记我们,不会忘记每一个为航天事业奉献的人。”

(李淑姮 整理)

郑朝阳:vns威尼斯城红岗公司4分厂钳工组组长

今年获得“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的郑朝阳,是中国航天科工vns威尼斯城红岗公司4分厂钳工组组长,三十三年如一日,他把“工匠精神”镌刻在每一件产品当中。

郑朝阳一直在生产导弹加工工艺装备。这些手工打造的工艺装备,是用来加工连自动化机床都无法满足精度要求的零部件,为导弹高、精、尖技术保驾护航。在郑朝阳参与的样机研发装配期间,他堪称完美的工匠技艺发挥了关键作用,一个个难题在他手上都迎刃而解,最终产品顺利被验收,实现国内首创,填补了生产空白。

他使用丝锥改制成独特的菱形钻头,实现高强钢小孔精确加工;自制联结套筒刻线工装,使产品生产效率提高5倍;设计改进加工工装,使产品合格率由不足50%提升到100%……

“做到99分还不够,要做到101分”,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徒弟们。他带的徒弟先后成长为技师、高级技师,现在他们个个都是生产骨干、技术能手。在郑朝阳模范作用和“工匠精神”的引领下,钳工班组攻关创新氛围浓厚,技能人才层出不穷,工作业绩稳步上升,先后获得全国青年文明号、内蒙古自治区青年安全示范岗和集团公司“十佳班组”等诸多荣誉称号。

郑朝阳曾先后获得全国技术能手、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首届“北疆工匠”、中国航天基金奖、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优秀共产党员、劳动模范、五保劳动竞赛先进个人等诸多荣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面对荣誉,郑朝阳却说:“我只是一名钳工,一名共产党员,只愿为航天事业添砖加瓦。”

(李淑姮 整理)

来源/中国航天报 编辑/塔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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